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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牍刻帖 书翰帖影

2017-09-12 16:31:34   作者:邢跃华 仲威      来源:东方早报   已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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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秉绶尺牍

 

  历代尺牍留存最广的载体是“刻帖”,“刻帖”是名副其实的尺牍渊薮。随着影印术的普及,复制古代名迹变得轻而易举,再没有刊刻法帖的必要。从新生的“影印法帖”来看,尺牍又一次独占先机,尽显尺素风雅,但“刀尖”下的尺牍渐渐转变为“快门”下的尺牍,刻帖技艺渐成绝响。

 

  今天能在博物馆、图书馆看到的“尺牍”(书信),若依其作者时代可粗分为以下几种:晋唐、宋元、明清、民国等,其中“晋唐尺牍”由于年代久远,其原件遗失消亡殆尽,只能从宋代以后的“刻帖”中窥见其大概,“宋元尺牍”除少量传世珍贵墨迹原件外,其余大多亦留存于“刻帖”中,“明清尺牍”虽合以“明清”一词冠前,其实主体还是清代尺牍,现藏明代尺牍数量相对较少,且真伪鉴定亦十分复杂和困难。“明清尺牍”亦可分成“墨迹”和“刻帖”两部分,若论墨迹原件,仅上海图书馆一家单位就藏有十几万件之多,以“多如牛毛”来形容亦不为过,但若把“明清刻帖”中留存的尺牍全部收集起来的话,那必将会是“处则充栋宇,出则汗牛马”,更可用“多如繁星”来形容。

 

  综上所述,历代尺牍留存最广的载体是“刻帖”,“刻帖”是名副其实的尺牍渊薮。

 

  何谓“刻帖”呢?它就是碑帖的一个分支。“碑帖”是一个集合名词,大致可粗分为“碑类”和“帖类”,“碑类”包括碣石、摩崖、碑版、墓碑、墓志、塔铭、造像题记、经幢、石阙铭等等数十个品种,这些品种形式虽“五花八门”,但其记录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历史文献的功用却是基本一致的。至于“帖类”则包括“丛帖”、“汇帖”、“单刻帖”等等,其形式虽为统一的长条石,但其记录的内容却相当庞杂,诸如:辞翰、诗稿、尺牍、文书、题跋样样多有,其收录的标准多元,无法一一枚举,但若是非要简单地说,那就是“文辞好”、“书法美”才是刻帖收录的标准核心。

 

  除上述两者(碑与帖)的内容与形式不同外,其功用亦不同,“碑类”的原始功用就是要使得所记录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通过铭刻而流传千古的,其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让后人去“读”的;虽然所立碑石在数百年之后,“碑类”中的杰出代表意外地晋升为“书法经典”,亦成为后人的临摹模板时,这当然是后人的一厢情愿,完全超出原碑作者的本意。

 

  “帖类”的功用则是记录和传播书法艺术为出发点的,进而服务于科举社会,为读书人提供书写的模板,其目的也很明确,是让人们去“临”(临摹)的。虽然数百年后,帖类中的刊刻内容其文献价值逐渐凸显出来,成为后人“研读”的史料或文献,这同样也超出了刻帖者的原始初衷。

 

  由此可见,“碑类”与“帖类”是截然不同的两类。碑是用来“读”的,帖是用来“临”的,这是两者最初的定位。再从两者的刊刻手法的不同,亦可看出它们的原始定位的不同。

 

  刻碑先要“书丹上石”,所谓“书丹上石”就是用毛笔蘸取“朱砂”直接书写在碑版上,然后刻工匠人依照朱笔轮廓进行刊刻,一般是流水作业,今天统一刻“点”,明天统一刻“捺”,以此类推,直到刻完最后一笔点画为止,刊刻精粗不是刻碑者最关注的,其在乎的反倒是能否“大书深刻”,追求的是永不磨灭和流芳千古。

 

  刻帖则不然,它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临摹的,所以刊刻法帖就要以追求法书的“写真性”是其终极目标,能否“保真”,能否“还原”,能否创造出不是真迹胜似真迹的效果,就成为刻帖成功的关键。因此,刻帖与刻碑的方法就截然不同。

 

  刻帖先要“双钩上石”,所谓“双钩上石”即选用较为透明的宣纸(或用油素纸)覆盖在法书墨迹上,用钩线笔作单钩墨迹文字一遍(类同于描摹空心字),取得“单钩本”后,再将“单钩本”置于窗前,映着阳光,在“单钩本”的背面再朱砂单钩(描摹空心字)一遍,正面、反面两次单钩,一面墨笔,一面朱笔,称为“双钩”。“双钩”这个词是这么来的,我们今天书法爱好者所说的“双钩”其实只是一次“单钩”而已。

 

  取得“双钩本”是刻帖的第一步,然后要选取一块帖石,要求软硬适度,石质细腻,江南常用太湖青石。再作石面处理,先打磨平整石面,然后在石面上涂浓墨,行话称为“做黑”,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刊刻,在刻字时形成色泽反差。再在“做黑”后的石面上涂蜡一层,用熨斗将蜡烛油烫开均匀平铺于碑面,行内叫作“烫蜡”。

 

  最后,将“双钩本”背面覆盖在烫蜡的石面上,再用木锤隔一层毡布敲打双钩文字部分,因为石面有一层极薄的蜡油,“双钩本”背后的朱砂“单钩”空心文字就容易地粘黏到石面之上,取下“双钩本”,石面就留下一副单钩的朱砂空心字覆盖其上,这就是“烫蜡”的粘黏作用,最后,再在碑石上涂刷一层明矾水,起到固定朱砂粉末作用,以免刊刻过程中碰擦掉落而褪色。在如此“双钩上石”的基础上就能刻出近乎乱真的“尺牍法书”来了。

 

  接下来就轮到刻工出场了,先来谈谈刻工的工具——刻刀,一般多用白钢刀,单刃平口刀,其形状不同于双刃的篆刻刻字刀,刀的大小依所刻文字的大小而变。刻帖的刻法当然亦不同于印章的刻法,刻印是靠指力和腕力,推刀而入,刻帖则不然,由于帖石硬度高于印石,故需要借助一块小钢板,其形状类同于“铜戒尺”,刻帖的走刀方式,就是借助于钢板不断敲击刻刀尾部,叮叮当,叮叮当地一点一点推进,由无数点来组成一个个点画。刊刻的路径,一如书写者的笔顺,这就要求刻帖者要粗通书法的笔顺、笔意,明了点画的起止、笔尖提按的轻重、笔锋的出入方向、笔触的行止等等。

 

  刻帖的最高境界是要求能够“用刀如用笔”,为了达到“用刀如用笔”的效果,刻工与刻石的位置亦十分讲究,万不可像书写者与纸张的关系,为了使刀锋与笔锋天衣无缝,刻工就应坐在刻石的左上角,而不同于书写者坐在纸张的右下角,这样一刀下去,入刀出尖细,止刀处粗壮,刻工坐在左上角,刀锋就能与笔锋暗合。

 

  尺牍笔法的精微就是这样诞生于刻工的刀尖之下。

 

 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刻帖的最高成果--宋代刻帖,品味一下刀尖下的艺术,传世第一本宋代“单刻帖”,其刊刻的内容就是王羲之尺牍,它就是著名的《十七帖》,一组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书信,因卷首以“十七”二字开篇,故称为“十七帖”。

 

  《十七帖》后为唐太宗李世民购得,据《法书要录》载,原长一丈二尺,107行,942字,钤“贞观”两字小印,令人遗憾的是此帖真迹久佚,以《法书要录》卷十《右军书记》对勘,知原为20帖,但传世“刻帖”则多为29帖,凡133行,1160字,其帖数、行款皆有差异。

 

  《十七帖》以“敕字本”最精,为世所重,以卷后刻 “敕”字及“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,臣褚遂良校无失”字样,故名,又称“弘文馆本”。传本依卷尾“僧权”二字异同,又分 “僧权”完好本与半损本两系统。

 

  此张伯英旧藏唐刻“宋拓敕字本”,系“僧权”半损本,卷子装。经明童轩(士昂)、吴宽(匏庵)、项元汴等收藏,清查慎行(夏重)、吴郡缪氏、张燕昌(文鱼、芑堂)等递藏。后入清宫,钤有“嘉庆御览之宝”印,卒归张伯英。

 

  卷尾有明张正蒙题跋,张氏跋云:“余所见数本非失之纤弱,即失之妩媚。今匏庵(吴宽)出此卷见示,笔法古质,浑然有篆籀遗意,非近代所能规摹,展卷至再,觉朴厚灵和之气溢于楮墨之外,诚宋拓唐刻之绝无而仅有者,真墨宝也。匏庵其珍之。”

 

  张伯英旧藏《十七帖》是传世“宋拓敕字本”中最著名之一,其古朴、丰润、持重的线条与点画,再现了王羲之的尺牍风范,同时亦展现了唐宋“刻帖”与“传拓”的高潮技艺。

 

  其次,再来欣赏一种以刊刻尺牍而闻名的宋代丛帖——《凤墅帖》。

 

  南宋嘉熙、淳祐年间(1237-1252)由曾宏父选辑、张节摹勒,欧阳信明、欧阳庚等人刊刻了《凤墅帖》。此帖几乎收录了宋代大部分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艺术方面的知名人物,尤其偏重于南渡前后的重要人士,上自帝王奎章宸翰,下至将相、名臣、学者、文士的公私信札、翰苑制稿、文章诗词等等,是现存的第一部刊刻精良的断代丛帖。

 

  全帖共计44卷,其中《前帖》20卷,《续帖》20卷,另附《画帖》、《题咏》各2卷。总计耗石359片,耗板1380板,共刻121129字。由私家刊刻如此卷帙浩大的丛帖在中国帖学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各卷后均刻有摹刻者姓名、刊刻字数、耗用板数等题记,还有类似刻书牌记的“凤山”图形印两种样式,此类卷尾题刻样式,在宋帖中较少见。

 

  《凤墅帖》现仅见宋拓残本12卷,今藏上海图书馆。计存《前帖》卷十一、十五、十八,《续帖》卷三至四、十至十六,凡12卷,分装7册,共收录98位宋人书迹,其中收录岳飞、秦桧手札,尤为难得一见。

 

  尺牍由竹木简、帛书发展演变而来,魏晋、隋唐、宋明等早期尺牍绝大多数已经湮灭失传,然而其中精华部分还是被古人珍藏于历代刻帖中,虽然这不是尺牍原有真身,但是这一早期尺牍的影像的保留,对明清尺牍的影响却是深远又绵长的。

 

  明代是自《淳化阁帖》刊刻后,“重帖轻碑”风气最盛行的一个朝代。自明太祖朱元璋、成祖朱棣起,直到明朝末代皇帝思宗朱由检及皇室宗族皆好书法,热衷于帖学。在民间一批著名书法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也纷纷涉足辑刻法帖,出现了不少刊刻当代名家或自己书迹、尺牍的法帖,江南物产丰富,商品经济兴起,私家刻帖盛行,摹勒刻帖高手云集江南,如:章简甫、章藻、吴鼐、吴应新、吴士端、管驷卿、吴之骥、吴章镛、吴桢、杨明时等,一批不亚于宋代刻工的铁笔高手应运而生,促成江南刻帖业的兴盛繁荣。

 

  就总体质量来说,明代私帖胜于官刻,官刻的注意点集中在翻刻恢复濒临绝迹的宋代《淳化阁帖》,私刻出于文人书家、鉴藏家之手,除翻刻宋帖善本外,另行加入自己收藏的历代法书尺牍名迹,还破除陈规大胆汇入当代书家和自己的书法及尺牍作品,为宋以来的刻帖带来了活力。

 

  清代碑学赫赫有名,而帖学却鲜有知者。碑帖收藏者多关注宋代以前碑帖,对清代刻帖尤其轻视,但是清代恰恰却是中国刻帖史上最兴盛的朝代。据不完全统计,宋代丛帖品种今存可信者仅10余种,明代丛帖约存70余种,清代则将近300种(还不包括单刻帖)。清代丛帖的成就并不以其品种、卷帙、规模来取胜,而是体现在个别闻名于世的精品中。

 

  清末民国初最后两套丛帖《壮陶阁帖》、《蕴真堂帖》成为刻帖史上的绝唱。随着影印术的普及,复制古代名迹变得轻而易举,再没有刊刻法帖的必要。最终以罗振玉影印法帖《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卷》、《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卷》,以及潘承厚影印《明清藏书家尺牍四卷》、《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五卷》,来宣告了持续一千年的刻帖史彻底终止,并开创了影印历代法书丛帖的新纪元,从这些新生的“影印法帖”来看,尺牍又一次独占先机,尽显尺素风雅,但“刀尖”下的尺牍渐渐转变为“快门”下的尺牍,刻帖技艺渐成绝响。■

 

  (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)


编辑:小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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